前些天细读了《从上海市长到 台湾省主席 （1946－1953）——吴国桢口述回忆》一书，该书是根据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教授裴斐（Nathaniel Peffer）和韦慕庭（Martin Wilbur）1960年11月1日至11日采访吴国桢的英文稿翻译而成。虽然它是口头访谈，文字较松散，也不乏累赘，而且问答者的立场、观点和思想与我们不尽相同，我仍觉得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所谓好书似乎就应该如此，要么让我们读到些什么，要么让我们想到些什么。
从读到的内容方面看，这本书内容是丰富的。首先，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吴国桢口述回忆》从吴国桢自己的立场记述了1945年－1953年七年间的重大事件的幕后原因及其结果，很多史实鲜为人知，如吴国桢与周恩来的交往、吴国桢处理学潮的经过、发行金元券的决策过程、毛泽东通过颜惠庆策反吴国桢的经过、蒋介石企图暗杀吴国桢的细节等。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国民党政权和蒋介石许多做法的强烈不满，从当政者的角度揭露了国民党政界病入膏肓的腐败，生动地展现了他与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间惊心动魄的争斗场面。局中人讲幕后事，内容独特，鲜为人知，使得该书不仅可读性强，而且又是重要的研究资料，对于学术界研究民国史、上海史、台湾史等有重要参考价值。
其次，它展示给我们一个经历丰富的人的内心世界。关注和研究人物，往往不止限于了解一个人的经历与个人生活，更为重要的是要走进那个人的精神世界，去理解他对待问题的看法、心态及其对策，要有理解、有学习、有批判地去读。也就是说，读一个人，要做到真正有收获，有一个自我的提升与感悟。在读一个人的时候，他的经历越复杂、越耐读，我们的收获也会越多。吴国桢曾是周恩来的同窗好友，留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先后担任过汉口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中央宣传部长、重庆市长、上海市长、台湾省政府主席等重要职务，是蒋介石的亲信和国民党中炙手可热的大员、毛泽东宣布通缉的15名主要战犯中的第10名，此外他还与美国政界、新闻界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作为20世纪40、50年代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他亲历了许多重大事件，有时甚至是在政治漩涡的中心。这样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无疑是丰富而复杂的，而了解这样一个人的复杂心态也必然是有意义的。以吴国桢为例，想在政治上实现其抱负无疑是他成为“市长专才”的重要动因，他所追求的民主政治与蒋介石的政治体制的必不可免的冲突也恰恰是他难有作为的根源所在，他对国共两党及二者之间斗争的看法也是决定他历史命运的主要因素。毫无疑问，吴国桢是一个干才，但其心路决定了他的结局。
从口述史学的角度看，该书也带给我们一些思考。首先，它把国外口述史学的成果引进来，使我们能更具体切实地通过个案考察来看国外口述史学发展的基本状况，而不再是更多地从理论方面进行比照。随着我国国内对口述史学的日益重视，有选择地引进国外口述史学的先进理论和成果，以进一步推动我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是一件应当加大力度去做的事情。《吴国桢口述回忆》一书的访问整理人是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教授裴斐和韦慕庭，二者皆是著名的美国中国学家，其访谈基本代表了国外口述史学的发展水平。应当说，从这部书中，对国外口述史学的实际运作和基本指导思想都会有进一步的理解与把握。通过这个访谈，也可以看出口述史学不是简单地由任何人都能来完成的，它需要采访者具有雄厚的专业基础和必要的理论指导，这对于我们开展口述史学也是一个提醒。
其次，译介过程中所进行的工作及其最终成果也对我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具有积极借鉴意义。外国口述史学学者在访问我国时曾说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成绩太少，几乎算不上存在真正的口述史学。其间原因何在呢？我国口述史学的开展虽然相较于国外落后了些，但成绩还是很大的。50年代周恩来总理就曾指示政协进行过往资料的整理，以便于教育后代。从那时起各级政协设立专门的文史资料整理机构积极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挽救和整理了大量材料，并有相当数量的文字材料以选辑的形式结集出版。总的看，成绩不可谓不大，但没有发挥其价值是其重要缺憾。史学界在研究和写作方面虽然也重视口述史学，但也仅是参考而已，对其实证价值仍存怀疑。《吴国桢口述回忆》一书在这方面给了我们一个启迪，那就是要在收集整理的基础上对现有资料进行校注，以增强其可信度，便于实际应用。以《吴国桢口述回忆》一书为例，为确保该书的历史真实性，除了翻译忠实原文外，还由对吴国桢有一定研究的学者作了校注，对误记和文过饰非之处作了匡正和摘发。对于书中提到的中外人物，也尽可能地作了附注。这些都加大了该书的学术含量，增强了其学术利用价值。这样的工作我们国内应尽快的开展，以真正实现我们的大量材料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